从未接受过正统教育，却能与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并称为“现代四大史家”。
一世从严治学，著书立说，却一度在学术界备受冷落。
一部《中国通史》堪称封神之作，却因“洗白”秦桧招致骂名。
这位凭才识惊艳了一个时代，却始终毁誉参半，充满争议的史学大师，就是吕思勉。
论才华，他学贯古今，著作等身，代表作包括《白话本国史》《中国通史》两部通史，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等多部断代史，以及专史和大量论文、教材等，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，是史学界少有的历史全才。
论师德，他一生教书育人，先后在东吴大学、上海光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，堪称桃李满天下，钱穆、黄永年、赵元任等史学大家都是其得意门生。
论人品，他一直淡薄名利，生活节俭清贫，将所有精力都贡献在治学研究之中，心无二志。
为何这样一位学者，会备受争议，以至著作遭到封禁，险些惹上牢狱之灾呢？
在吕思勉身上，矛盾和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首先是学历。作为一代史学名家，吕思勉无学历傍身，几乎靠“自学”成才，这成为了他一直被学界冷落，甚至屡次被恶意攻击的话柄。
即便是现在，以学历丈量人才依然是世俗的普遍标准。但古往今来，才学绝非一纸文凭就能盖棺定论的，吕思勉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他出身于官宦世家，先祖吕宫是清朝第二位状元。吕氏家族世代为官，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。
但吕思勉这一代，家道衰落，他幼年曾入过私塾，但不久便因家贫无奈退学，只能由父母和姐姐在家中教导。天资聪慧，且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吕思勉，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在史学界的开挂人生。
一部部横跨古今，深入浅出、观点深刻、视角独特的史学佳作，就是吕思勉才学最好的例证。
其次，让吕思勉成为众矢之的，甚至被告上法庭，至今仍被很多人诟病的，则是他在作品中的“大胆发言”。
在《白话本国史》一书中，吕思勉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称岳飞为“军阀”，说他“只郾城打一个胜战……郾城以外的战绩，就全是莫须有”，而对秦桧，则评价道：“秦桧一定要跑回来，正是他爱国之处，始终坚持和议，是他有识力、肯负责任之处。”
这一贬低岳飞，洗白秦桧的言论，惹众怒。南京政府一度将该书查禁，称：“武穆之精忠，与秦桧之奸邪，早为千秋定论。该书……是何居心，殊不可解。”
其实，当时吕思勉的观点，也并非一家之言，包括胡适、矛盾等知名文学家也曾发表过“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，确有不得已的苦衷”等类似的言论。
抛开时代背景，去谈很多学术观点都会有失偏颇。历史上，岳飞和秦桧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，多是后人考证而来。
但任何叙事都难以规避记录者的个人倾向，以及政治目的，这也是为何对同一历史人物，不同史书的记载中，会有很大出入的原因。
吕思勉著作《白话本国史》时，正值内忧外乱，国民党当政时期，而彼时蒋介石对外更是多次以“岳飞”自居，称：“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，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。”
而吕思勉等一众学者，当时对秦桧与岳飞的褒贬，其实包含了他们对当局政府执政态度的一种影射。
当然，岳飞精忠报国、骁勇善战、尽忠职守的伟岸形象，细究起来，也有一定程度的美化。
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，当一个时代需要岳飞这样一个英雄的时候，那些细枝末节都可忽略不计。
但这一学术领域的观点却为吕思勉惹来严重祸端。1935年5月，《世界日报》总编龚德柏，以“诋毁岳飞，危害民国”的罪名将吕思勉告上法庭。
作为著名媒体人，龚德柏向来以敢说敢骂闻名，人送外号“龚大炮”。龚大炮将吕思勉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，污蔑他之所以贬低岳飞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，是想当汉奸。
所幸吕思勉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加之其学术影响力，最终法院判定他“无通谋外国，危害民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之事实”，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。
然而，围绕吕思勉的学术争端却并未停止。
除了关于岳飞、秦桧的语出惊人，吕思勉还有很多与大众认知相悖的史学观点，比如他说唐太宗李世民“不过中材”，评价汉武帝用人不当，任用有裙带关系的卫青、霍去病等。
虽然吕思勉的某些观点，确实与当下主流的历史观念有分歧，但学术研究本就该是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。
而吕思勉的这些论调，并非空口无实，是有其自成体系的考究依据的。我们可以不认同，但不能不允许这样的声音存在。
尽管有一定争议，但瑕不掩瑜，吕思勉的著作依然是传世经典。就像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《白话本国史》的评价：“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，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。”
这部堪称吕思勉封神之作的《中国通史》，已畅销80多年，被列为通史界的必读书目，至今仍深受读者喜爱，获得了大众的超高评价。
读者对吕思勉著作的评价，总结起来，就是“大师之作，不负盛名”。他的历史，绝不是站在前人肩膀上，人云亦云，而是融合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刻见解的。
他的很多智慧和观点，远超同一时代的学者，即便现在看来，依然深以为然。
比如，《中国通史》第一章“婚姻”中，作者写到：“贤母良妻，只是贤奴良隶。此等教育，亦只好落伍的国家去提倡”。
自古以来，“贤妻良母”便是社会标榜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。即便是现在，依然有很多守旧的人，在用这种过时的标准要求女性。
而早在1939年，吕思勉就用“贤奴良隶”点破了所谓“贤妻良母”一词的真相。
生活于清朝与民国交汇的年代，吕思勉常称自己为“前清的秀才，民国的教授”，但其思想却绝无时代的局限性。
作为 “白话历史第一人”，他的《白话本国史》开创了用白话文书写历史的先河。
他支持男女平等，支持创新改革，以客观公允的态度，为我们记录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，以灵活变通，发展的眼光，看待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。
“不知往事，一意孤行，又未尝不败。”
——吕思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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